把握好信用约束的“火候

  信用约束,是在公开、共享信用信息的基础上,通过综合运用行政、市场、社会、行业及道德等方面的措施,使失信者承受生产经营活动受限、经济损失等不利后果。信用约束是新形势下信用监管的重要体现,也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在信息化、大数据的今天,信用约束的实施主体不仅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还包括行业组织、市场主体、自然人等。各类实施主体根据自身在社会中的职能定位采取不同的约束、惩戒方式。

  然而,信用约束不是“万金油”,也不是“一招鲜、吃遍天”的通用惩戒模式。在全面推进信用约束的过程中,把握好“火候”十分重要。

  无论是信用约束的实施还是宣传,有法有据、明晰边界都是应当始终坚持的原则。下面分享一个案例,谈谈我的看法。

  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某准备乘飞机赶往浙江参加网商大会并现场演讲,结果却因为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限制登机。

  自主选择出行交通工具,是公民享有的权利。而选择乘坐飞机,则是属于高消费行为之一,对相关特定人群是实施限制的。在“北大法宝”输入“高消费”字样,共有司法解释2篇、地方司法文件5篇,限制对象均为“失信被执行人”,也即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

  2015年7月2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中,第三条是这样规定的: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

  那么,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就等同于失信被执行人了吗?其法定代表人及相关人员就要被限制高消费,不能乘坐飞机了吗?显然不是的。

  经营异常名录是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对企业没有依法依规公示年报信息、即时信息,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等情形作出的行政行为,失信的程度属于中等型或中等偏轻型;而失信被执行人是因为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有法定相关恶劣情形的,才被人民法院纳入此类名单,失信的程度属于严重型。两者失信程度不同,法律法规的依据与适用不同,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关于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企业的信用约束,《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是这样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制,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将企业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这里,“依法”很重要,也就是说相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对联合惩戒对象采取一种或多种惩戒措施,绝不能主观联想,任意约束。

  案例中,限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乘坐飞机,于法无据,失信行为与约束惩戒之间牛头不对马嘴。该地区机场滥用了对企业失信行为的约束手段,本身也是一种失信行为,不仅不妥,而且涉嫌违法侵权。

  信用约束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环节。与一般的行政处罚不同,信用约束具有信息依赖、既往再咎、诸事多惩的特性,于法无据的约束惩戒极易侵犯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用足用好信用约束,在制度层面,要加快推动信用立法,完善信用惩戒法律法规制度,同时要对已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修订,增加信用惩戒内容,提升可操作性;在保障层面,要逐步实现信用信息标准化、制度化,如纳入信息公示范围的失信行为类型,相关类型的信息应当记录并公示哪些数据,相关类型信息公示的有效期限,信用信息归集的路径及平台等;在实践层面,要恪守法律,在信用约束的理解和适用上秉承“过罚相当”的原则,与时俱进学习、实事求是落实,可以适度从严,但不能任性随意,既要防止制度空转,又要避免权力滥用。

  稳定可靠的社会信用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石。只有失信行为得到及时、准确、适当惩戒,才能真正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不愿失信、不能失信、不敢失信”的诚信氛围。(来源:中国工商报)